建国前梧州搬运业工人生活状况

摘要:1945年,梧州光复后,聚集在码头一带和市。内商行附进以超卸货物傲苦力为生的搬运工人有1200多人,他们全都处在把头组织“梧州搬运工会”控制之下,受着把头的压迫和剥削。 (一) 梧州搬运工会设理事长,1947年前是岑观石,

  1945年,梧州光复后,聚集在码头一带和市。内商行附进以超卸货物傲苦力为生的搬运工人有1200多人,他们全都处在把头组织“梧州搬运工会”控制之下,受着把头的压迫和剥削。

  (一)

  梧州搬运工会设理事长,1947年前是岑观石,1948年后是欧彬。工会设在五坊路仁秀里。

  搬运工会下设6个工会支部,在市内划定地盘,由各个工会支部长统管本地盘内的搬运工人。

  工会一支部支部长梁荣中,副支部长黎汉波。管辖地盘:由水街口至万寿宦一带。有4个班共约130人。各班分设在水街口(现新南旅店附近)、一新商店(五坊路口)附近、中央酒家(抗旧时被炸毁,现新闻电影院)附近、保健康药丰才铺(万寿宫对面)附近。

  工会二支部支部长谢呈祥。管辖地盘由沙街至小南路一带。有6个班共约200人。各班分设在上沙街(两班)、下沙街(两班)、小南路、驿前码头。

  工会三支部支部长张志昌,副支部长何联。管辖地盘l由下西门口至九坊路一带。有7个班共约300人。各班分设在远安行(现国商幼儿园)附近、恒兴行(九坊路口)附近、上石巷口(两班)、下右巷口(两班)、桂昌行(上真武庙)附近。

  工会四支部支部长欧五婶。管辖地盘:由大东上下路至大南码头一带(包括关底柴竹渡及和安筏)。有7个班共约220人。各班分设在下关(关底柴竹渡)、双龙酒厂(在高地路,两班)附近、大同仓库(在大同路,两班)、大南码头(两班,包括和安筏)。

  工会五支部支部长,1947年由岑观石兼任,1948年后由敢彬兼任。管辖地盘:由上西门口至大码头上带。有9个班共约300人分设在上西门口、天源码头(两班)、万福堂(四坊路)附近、上力木桥、下力木桥,水师营码头、北街口、桂林上路;

  工会六支部支部长韩六(绰号大炮六)。管辖地盘。是市区对河火山附近的亚细亚火油仓、德士古火油仓和美孚火油仓,共约120人。

  尚有两个抬猪组约40人,分别驻在石鼓冲屠兽场和大码头绪兽场。其它在河面上专门做过运柴、竹、木材等搬运工人也有30多人。

  从1945年至1949年底,梧州搬运工会的理事长及各个工会支部长均略有变动。任过支部长的还有石彬、袜檀桂、程卓,(绰号白蚁),郭连初、郭章等人。(二)

  梧州搬运工会理事长初各王会支部长,是骑在搬运工人头上的封建把头。他们勾结地方上的官僚(有的把头就是警察分局警长)、帮会,分割控制市内各个地盘的搬运业务,残酷地压迫剥削搬运工人。其主要的剥削方式有如下13种:

  <1>入行费。

  劳动人民要做搬运工,必须先入行,要交一大笔入行费。交多少,是由把头根据各地盘内的货源多寡和看入行者的经济情况而定。交大米的由500斤至1500斤,交现款的由几十元至200元不等。

  搬运工人李文是苍梧下郢乡的一个贫农,他在农村受到地主的剥削,乡政府又要拉他为壮丁,便逃来梧州做搬运工,为了入行,便将祖辈剩下的唯一家产4分薄田变卖了,得了三十元,带着一家6口离乡别井来梧州。但三十元还不够交入行费,结果又借了一部份钱才得入行。

  搬运工人梁眼,一家四口靠他一人做散担来维持生活。因无法交60元的入行费,把头张志昌多次毒打他,不准许他挑东西。他灼老姿又患重病在床,不但没钱医病,就连米缸里也无隔宿粮。两个女儿,大的九岁,小的才七岁。他走投无路,便忍痛地以65元的代价出卖了两个女儿来交入行费。

  不入行的要挑东西就会遭秧。有个叫高佬李的搬运工人,因无钱入行,他帮客商挑了一担鸭蛋上码头,被把头见了,即将他拳打脚踢,打得他口吐鲜血遍体鳞伤,事后,因无钱医治,十几天后就死去了。

  <2>抽头费。

  搬运工人入了行,更大的剥削跟在后头。“抽头费”就是其中主要的剥削手段。搬运工人每天所收入的运费,一斤米抽4至6两现金的1元抽5至6角。欧彬任第五工会支部的支部长时,每日从搬运工人的运费中,所获得的抽头费大米近万斤。

  <3>买牌仔。

  第四工会支部把头没有搞“抽头税”,单独采用此法。即每只牌仔收2角钱,工人凭牌仔去挑东西,挑一担便要交一只牌仔。挑一担东西才得4角钱却被剥削去一半。把头手执棍棒,每日在码头上巡视,发现谁个没牌仔挑东西的,定会遭到毒打和没收工具。搬运工人常要买定牌仔存在身备用。但是,买了牌仔不管你能否有货挑,每隔三五天就要收回,须重新交钱再买。因此,搬运工人如果没有东西运便会受损失。

  <4>克扣运费。

  以多报少克扣运费,更是把头惯用的伎俩。例如,第四工会支部把头派100个搬运工人去抬军用帆布,从下关河滩抬到锁龙桥(现中山路),一公里路,每件帆布重300多斤,两人一天只能抬4件,每人应得工钱l元2角。但把头骗工人说是运军用物资工钱低,每人只得4角钱。把头一天就克扣了工人的运费100多元。另一把头林植桂,就曾克扣过工人运费大米达二万斤。

  <5>借故吞没运费。

  工人李文有一次去运一批大米,他每担挑一百多二百斤,还要上四层楼高的仓库。干了一天一夜,累得昏倒在地,在家养病几天。把头说他那天没干完活,不发工钱,将他的工钱吞没了。

  <6>用工人的工钱放高利贷。

  把头统一收回的运费不及时发给工人,骗说未收得,在暗地里将运费拿去放日息(高利贷),从中捞取暴利。如1947年问,第三工会支部把头张志昌,动用工人运费8亿元(旧币)去放高利贷,过了二、三十天才发给工人,但贷币已贬值20%,工人们受到了损失。

  <7>以坏米换好米。

  旧社会,由于货币时常贬值,工人收运费大都是收大米。把头却将所收回的好米高价卖出,用低价买回糙米或已变质的大米来发给工人。<8>贪污公款。所有把头都贪污公款。如第五工会支部把头欧彬仅一次就贪污了工会一万二千斤大米。把头林植桂贪污工会经费四万余斤大米。

  <9>收“福利费”。

  每个工人每月要交3至5斤大米作“福利费,据说是用来为工人办福利用,但实、际上,工人却没有什么福利可享受。

  <10>收“帛金费”。

  每个工人每月交3至5斤大米作“帛金费”,说是留作工人死时办丧事使用。其实是纳入了把头的私囊里。工人亡故后,工会毁有发“席金费”办丧葬,常常是靠班内工友凑钱来收殓的。工人身故意把头不但没给殡葬费,就连搬运工人的亲属中有人死了,把头也还要刮一笔钱。如把头石彬,他不但是搬运业的把头,还是梧州杵工行业的把头。他霸揽全市的杵工行业,谁家死了人,如果不请他埋葬,他就挖尸抬回死者的亲属门前,进行恐吓勒索。群众恨之入骨,骂他为“金镡老鼠”(专食人骨)。如搬运工人黎大叔的小儿子死了,因没钱请杵工埋葬,便自己将儿子的尸体托上山埋葬了。石彬知道后,即命其爪牙半夜上山把尸体挖回,挂在黎大叔门口,第二天早上,黎大叔老婆开门,突然看见儿子尸体,当堂被惊吓死去。

  搬运工人莫秀珍的丈夫死了,石彬要勒,收她60万元(旧币)掩埋费,莫秀珍的儿子跪求他减少些,却被石彬狠踢一脚,重伤致死。

  (11)强令工人出钱建宿舍。

  第五工会支部把头石彬以建筑宿舍为名,强抽搬运工人的工钱,仅在6个月内,就抽了工人的大米54,000斤,其实是入了他的腰包。

  <12>高价出卖雨帽。

  工会支部规定工人要买工会的雨帽。每顶雨帽以1.5斤大米价格买进,卖给工人却收5斤大米价,一律在工人的工钱中扣取。单就第五工会支部卖一次雨帽,就从中剥削了工人1750斤大米。

  <13>把头死后,要由工人出钱办丧。

  搬运工人病死的,工会不给安葬费,但是,哪个把头病多了,却要由工人出钱办丧事。1948年秋,把头岑观石在夏郢乡病死了,把头欧彬等人将尸体运回梧州,大举丧事,强令全市搬运工人每人要捐5元港币办丧,一律在工钱中扣取,有违者开除会籍。

  上述各项,据不完全统计,从1945年至1949年年底止,各个工会支部把头对全市一千余名搬运工人剥削了大米2085万斤,折人民币230亿元(注:是1951年的统计数,约等现值230万元)。

  搬运工人生活上朝不保夕,被迫卖儿女的就有83人;因工伤、疾病无钱医治而死亡的有223人。(三)

  旧社会,搬运工人的社会地位极为低贱,被人骂为“臭咕哩”(苦力),把头动辄肆意打骂。

  搬运工人黎金,平日因不满欧彬的剥削压迫,时常在语言上顶撞他。欧彬便把黎金视为眼中钉,寻衅进行陷害。一次,欧彬吞没了一笔工会现金,却诬告是黎金盗窃的,将他押进警察局进行严刑迫供。欧彬亲自用竹杠、皮鞭毒打黎金,黎却坚决不承认。后来,欧彬居然使用电刑将黎金电至口吐白沫而死。

  1948年冬,搬运工人林十四、吴汉强反对欧彬无理开除工人和随意拨人进班工作,欧彬便怀恨在心,指控林十四、吴汉强是共产党员,迫他们交待共产党员名单,叉纠集了几个爪牙在育婴堂门口将林、吴两人毒打至重伤。另一工人上前劝解也被打伤。并且还不准林、吴两人去医皖医伤,扬言如在医院门口碰见时又要打欲置两人于死地。

  欧彬还私设有监牢,随意监禁工人。搬运工人欧天明等数十人就曾因帮客商挑零担,没有交抽头费,丽被监禁过。

  在平日,搬运工人不慎对把头讲了旬不恭敬的话,也会遭秧。据不完全统计,从1945年至1949年底止,被把头杀死、直接和间接害死的搬运工人达518人;被打至重伤的85人,被强奸的女工9人;被扣押过的61人;其他被电刑、绑架、辱骂等迫害过的搬运工作更是不少。(四)

  解放前,大多数搬运工人是住在放生涌口边(现今中山路),那是梧州的一条最大的臭水沟,常年流着污水,夏天更是臭气熏天。搬运工人们用破席、烂麻包、竹壁笆、断砖块等在那里搭起了一种很简陋的房子,在那里生活。有不少工人是住在街边的骑楼底下,晚间开睡铺白天卷起,他们连破棚子也没有。例如罗康几十年夜问都是在“谦益泰”商店骑楼底,睡石块、盖麻包、枕木屐。最后,也是死在骑楼底下。

  搬运工人的劳动条件也很差,使用的工具就是竹杠、绳索、藤络、扁担、萝五件头。人们每次要挑、扛百多两百斤重的货物,上落于码头和三、四层楼高的仓库。没有什么安全保护设备,伤亡事故常有发生。

  1947年,梧州最大的新西码头货仓筏,由于资本家不置消防安全设备,加上货物过多拥挤发热,引起仓内堆放的汽油着火爆炸,十多个搬运工人和附近的艇上居民来不及躲避,全部葬身熊熊的火海中。同年秋天,一个班的搬运工人在窄小危楼的梧高仓库堆垛货物,因货多仓库小,货物堆积如山,造成危楼仓库倒塌,当场压死、压伤20多个搬运工人。

  1948年间,女搬运工聂大嫂,从九坊街担两罐麦牙糖落船装运,当日下雨,河滩又斜又滑,她被滑倒了,连人带货滚下了河被淹死。

  也有不少搬运工人因长年累月受繁重的劳动折磨,积劳成疾暴病而死的。1949年8月,搬运工人梁九,在沙街挑一担重200多斤的石膏上楼仓,累得精疲力尽倒在马路上,吐血而死。女工聂亚月,产下孩子后,家中穷得揭不开锅,为了生活,她只得狠心把刚产下几天的婴儿交由家中才几岁大的弟弟看管,自己拖着虚弱的身体去担货。婴儿由于照顾不好而患病,因此,她先后产过6个孩子,全都天亡。

  男的青年搬运工虽然拼命干,仍不能维持生活,更难以养家括口,因此,许多男工人到了四、五十岁还娶不上老婆,过着光棍一生的生活。

  与工人完全相反,把头们过的则是一种骄奢滔逸的生活。如把头张志昌,他将搜刮所得血汗钱在五坊路、九坊路开设了三间大茶楼。他家里养有六个小婆还不满足,平日还去逛花艇、嫖妓女。又如把头欧彬,自己花天酒地,还开设有数间鸦片烟馆、赌馆毒害人民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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